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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月清风

身似闲云野鹤 心如皓月清风

 
 
 

日志

 
 

天上人间梦里----宋代词人列传(八)  

2008-03-15 22:25: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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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合称“三苏”。嘉祐二年(1057)进士。累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曾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颖州等。元丰三年(1080)以谤新法贬谪黄州。绍圣初,又贬惠州、儋州。徽宗立,赦还。卒于常州。追谥文忠。博学多才,诗文书画俱佳,词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题酒边词》),“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有集《东坡词》。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作词牌下面有一个副题:“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词而有题,并不是自苏轼起,却是在苏轼手中发扬光大。这一点看似小节,却具有微妙的含义与深远的影响,因为词之为物,本来属于民间歌谣,词牌的用途只是区别音乐的调子,而文人在宴乐之际,信手填词,也是随意而作,付以歌咏,并无意为题。从东坡起几乎首首词牌之下都别有标题,可以说,是正式昭告了词也具有和诗一样的地位作用。在苏轼之前的绝大多数词人,虽以词名,填词的范围却仍显得局限狭窄,直到苏轼,才把词境开拓到一个广阔的角度,无事不可入词,正如王灼《碧鸡漫志》中所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从此词才开始逐渐脱离了“诗余”的点缀地位,脱离了大部分人“诗庄词媚”的思维定势——虽然,在苏轼当时或稍后,他这一种改革,并未得到普遍文人的赞同,相反却在欣赏他词作超人的成就之时,仍然有人执意认为这不是做词的正确途径,甚至连属于苏门子弟的陈师道也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雷大使指宋徽宗时的教坊中人雷中兴,相传他的舞蹈为天下绝技,之所以认为“非本色”,大约是因为当时人的观念,认为舞蹈总要以柔美的女性舞为主流,男性阳刚矫健的舞姿,尽管出色,也不合乎那个时代常规的审美观吧。其实这种观念既是偏颇,又极大的限制了欣赏的范围:真正的艺术美,决不能以气质风格来定高下。不过,尽管词坛对苏轼的词风微有不认同,却不妨碍当时人对苏词的喜爱,而苏轼对词境的开拓,在数十年之后,才真正的得到了推崇发扬。
  
  苏轼这首中秋词,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赞誉,这首词作于丙辰中秋,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这一年王雱去世,王安石退隐,新法改革正陷入僵局。当时苏轼外任密州太守,做了这首中秋词之后传唱至京城,呈到神宗面前的时候,已经是元丰七年(1084),神宗对新法的改革大约已经失去指望,看到因反对新法而外任的苏轼(这时他已经因“乌台诗案”贬谪到黄州)词中有“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这样的句子,竟然不胜感慨,也许是“高处不胜寒”的话,正触动他改革失败的无可奈何之情,由此也感到一丝心灵相通的慰藉?神宗说:“苏轼到底还是爱戴君主!”便下令苏轼量移汝州,后来召还为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其实比较起来,神宗还是一个宽厚明理的皇帝,南宋时候辛弃疾做词,有“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一句,当时的皇帝孝宗就认为是讽刺朝廷,拂然不悦,比之前辈,可算小器得多了。
  
  《铁围山丛谈》里记载了另一件关于这首中秋词的逸事:歌者袁绹,歌技比得上唐代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曾经陪侍苏轼游宴,一日东坡与客人们游镇江的金山,是时亦值中秋,天宇四垂,长空一碧,脚下江流奔涌,天顶明月如昼,东坡与客人齐登山顶高妙台,命袁绹歌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东坡亲自起舞助兴,回顾问道:“如此便是神仙吧!”袁绹多年之后供奉内廷,尚自缅怀回想,笔记的作者、权相蔡京之子蔡絛也不胜歆羡的评价道:“所谓文章才子,风流人物,真是千载之下,一时之有,后世哪可复得!”
  
  苏轼在宋词坛上的地位,以他这首代表作《水调歌头》中流露出的浩然飞举、态拟神仙的高逸之气来看,颇似唐代被誉为诗仙的李白;然而苏词中又另有关心民谟、用意深沉的一格,又似有“诗史”、“诗圣”之称的杜甫。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即这样评价:“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于太白为近。”具神仙出世之姿,又有襟抱沧桑之慨,这是苏词的独特风采。他与辛弃疾都是豪放词的领袖,一“旷”一“豪”,正如天空中的双子星座,照耀两宋词坛,辛弃疾文武双全,抱负不凡,是词人中的英雄,而苏轼光风霁月,磊落高迈,却是词人中的仙客。
  
  时人谈东坡词,喜欢与柳永相比,就连苏轼自己,也问过幕客:“我词何如柳七?”这个幕客的回答堪称绝妙名言:“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我们现在看起来,说者似乎有抑柳扬苏的嫌疑,其实在当时环境之中,十七八岁的女郎和拍曼声而歌,才是词的正宗用途,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的壮歌,却是歌词中的异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一首题为“赤壁怀古”的《念奴娇》词,被人称道为:“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据同时人考证,周瑜破曹的赤壁,其实并不在苏轼所游的黄州而当在汉阳,就连《渔隐丛话后集》引用苏轼自己所说这首词的背景,也摸棱两可的称:“不知孰是?”并没有确凿无疑的肯定,但此词一出,黄州赤壁遂成为著名景观,永擅大名,也可谓是文词千古了。苏轼并有前后两篇《赤壁赋》,极写江山盛迹,他在游览时与朋友李委“以小舟载酒,饮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渔隐丛话后集》)所描写的背景恍惚如有神鬼变幻,意气激昂,宜乎后人称道:“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王士祯《花草蒙拾》)东坡多胡须,所以称“髯公”(民间传说中的苏小妹故事,即有嘲笑兄长多髯的情节。),“挟海上风涛之气”的壮观,正是这首《念奴娇》词中涌动的豪情盛慨。《念奴娇》这个词牌,本来取自于唐玄宗时著名的女歌者、能唱“响遏行云”之调的念奴,本来就是词曲中的高音,经苏轼填词之后,该词牌又得了两个别名:“大江东去”与“酹江月”,二别名前者着眼逸兴俊思,后者注目苍凉感喟,而这两种情调,却水乳相成的统一在坡词之中,的确非大手笔莫办。

 苏轼词风格,一般都以上述两首词为代表作,而近代学者夏敬观却以为不然,他说:“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柳枝是唐代诗人李商隐《柳枝五首》诗中所描写的一位少女,传说她:“吹叶嚼蕊,调丝弄管,作海天风涛之曲,幽咽怨断之音。”这可是说是一种亦刚亦柔、亦悲亦壮、亦幽怨亦激昂的歌调,可能在最初阅读的时候不及上述豪放逼人,却更适合一再回味。夏敬观所举出的例子,是这首《永遇乐》: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这首词的副题是:“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关盼盼是唐代人,为徐州故尚书张建封之妾,张死后盼盼独居燕子楼不嫁,白居易曾有诗写之(传说中白居易写诗讽刺盼盼没有随张建封早死,盼盼哭泣自杀,其实有点小说家言,事实并非如此。)同时代人晁无咎评价“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为:“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这首词并没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的雄壮,却在苍凉寥落中显露出无尽的感喟;并不激起读者的一腔豪情,却显示出“咏古之超宕”的高旷。这首《永遇乐》词的节奏很有特色,既舒缓又顿挫,正适合抒发这种“幽咽怨断”的情感,读者即使不理解词作的意义,也会不期而生一腔幽情。传说苏轼任徐州太守时作了这首词,词稿初定,还没有给人看过,忽然一日已经盛传城中。苏轼很讶异,追查起源,却来自于夜间巡逻的一个街卒,苏轼召他来询问怎么能得知自己的新作,街卒回答说:“我稍微懂一点音律,有天夜里在张建封庙里歇宿,听到有歌声传来,细听就是这首词,于是我记下来传唱出去,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词的意思是什么!”可见此词的魅力,只通过音节已经能够感染人心了。
  
  “豪迈”也罢,“幽咽怨断”也罢,不管当时或后世对苏词风格如何评价,反正,苏轼作为北宋文坛、甚至两宋文坛第一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他可谓是“全才”、“通才”、“天才”式的文人,诗文、绘画、书法,乃至政治见识,都有特出之处,相传苏轼自己也承认事事皆无不如人之处,唯一不行的,只有下棋、喝酒、唱曲,因此后人认为他“小词似诗”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不谙音乐,所以词不合律。但苏轼其实并非不通音律,今人朱玉书认为他是音乐世家,据《历代琴人传》的引文说:“古人多以琴世其家,最著者……眉山三苏。”认为苏轼父子兄弟三人都是弹琴能手。南宋陆游也提到苏轼曾唱《阳关曲》,“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苏轼确实有一些词作不合乎常见的词牌定格,这一点在学界聚讼纷纭,我认为叶嘉莹的评论比较中肯:
  
  “总之,苏轼词就寻常格律来看,是确实有些‘不谐律’之处的,不过,经过我们的分析,便可以了解,苏词虽有‘不谐律’处,但确都掌握了基本的重点,若此者,我以为并非由于苏轼之不熟悉音律,反而正是已熟于律然后能脱去其束缚之表现,所谓‘曲子中缚不住者’是也。此正如李白之于律诗,往往突破外表声律及对偶之限制,而却掌握了保持声律之优美平衡的某种本质上的重点。此亦如骑车技术之高妙者,方能在车上做出不守常规之种种表演,而却掌握了平衡的重点,所以才不致跌落地上。至于一般无此高妙之技术者,则最好依守常规,不可胆大妄为,以免跌致血流骨折之下场。”
  
  前面那首《永遇乐》词最后一句说到“黄楼夜景”,黄楼是苏轼在徐州治水留下的业绩,《岁时广记》引《古今词话》记载:苏轼出守徐州的时候,连月霖雨引发黄河决流,四野俱被漂没,洪水一直抵达徐州城下,苏轼命令手下尽力堵塞洪水,保护城池,上万人紧张操作,水势到晚却愈加汹涌,徐州城内弥漫着惊恐的气氛。苏轼于是亲自登上城楼,露宿城头督工抗洪,人心方才镇定,终于保住了全城不遭淹没。苏轼后来又开凿水道,疏引积水,水退之后,又向朝廷请求筑十里长堤拒水护城,堤上建了一座黄楼。堤成后河水循着故道分流而去,苏轼在上巳日,也就是三月初三的这一天设宴庆祝治水成功,命人奏乐,有一个歌妓上前说道:“自古以来上巳节的旧歌词很多,却从来没有因庆祝新堤落成而奏曲的,今日希望能得到一阕新词在太守公面前演奏。”苏轼于是填词《满江红》一首,内有:“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王羲之等人在上巳日兰亭修禊,曲水流觞,是千古韵事,然而斯人已矣,只余满山陈迹供人追忆,“后之视今,尤今之视昔。”,如今的黄楼之会乐固乐矣,千秋万载之下,也无非是堪为后人凭吊,为我浩然长叹而已!
   世人无不重名,尤其象苏轼这样天才特出之士,他二十一岁时就中了进士,可谓是科名早成,而甫入京城便即得到当时名流的延誉,盛名一时无两。是年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应举,是年报考的举子很多,某日相国韩琦和宾客闲谈时说道:“二苏在此,那些考生怎么也敢和他们较量呢?”这话一传出去,竟然吓得十有八九的考生都散去不敢应试。这是苏轼自己的回忆,可能也有些微夸张的成分,但其时得到推誉的情况却相去不远。张方平初见他们,怕自己的推重不够分量,不惜修书向政敌欧阳修力荐;韩琦因苏辙临当考期生了病,怕他误了这次考试,不能兄弟同时登榜,竟向皇帝上书奏请延期二十余日,等待苏辙病好方开考;欧阳修更是对苏轼赞不绝口,初见时即大喜称道:“天下的文章应当在这里了!”又向梅尧臣说:“读到苏轼的文章,不知不觉就汗流浃背,真是痛快!老夫自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通过这些事迹,即可知道苏轼兄弟在当时,可算是举世瞩目的风头人物,在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发生之前,他于政坛上虽不得志,却也未曾遭受到迫害,外任杭州、徐州、密州的时候,他尚是有着一股勃然豪兴在胸的,因此才会说:“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他相信纵使在自己百年之后,这爱护子民、治理水患的业绩,也能够深深铭刻在后世之人心中。他对“名”、对身后事的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自许的,带有一种既骄傲又感慨的喟然之情。
  
  这种自我期许的情绪有时显得更为激昂,如他在密州担任太守时所作的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关于这首小词,他在给朋友鲜于子骏的信里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他此时已入中年,但仍然有着才堪大用的自许,期冀终有一日,象汉武帝派出冯唐赦免有军功的云中太守(云中是地名,在今山西大同,为边关要隘)一样,朝廷也能将自己从这外任的闲职中起用。他只是一介书生,却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对边关军事也充满了自负的豪情,这不免带有几分夸大,还属于未曾受到挫折时的昂扬意气。待到他经历过各种政坛风波,新党当政时受迫害,旧党上台后又遭排挤,这样的盛气已渐转而内敛,对于生前事身后名,则又有了另一番感悟,且看他在杭州写的这篇《八声甘州•寄参廖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参廖子即释道潜,与苏轼交情甚笃,曾经不远千里陪伴苏轼远谪黄州,所以苏轼感叹:“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参廖后来又因苏轼受牵连获罪,被勒令还俗),他外任杭州,这时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的时候是因为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而自请外放,其间经历了“乌台诗案”的九死一生,而这一次却是在旧党上台的形势下,他又因为反对将新法一律否定的过激政策,再度不容于朝,两次出任杭州太守,似乎是一种反讽,他自称“白首忘机”,其实在他的政治理念里,从来就不曾有过机心与私心,决不肯作随声附和的应声虫以博富贵,以求平安。在遭遇过困厄之后,他的立场仍未改变,但人生的态度,却渐渐圆融达观,看开了生死荣辱。“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东晋谢安出山做官后,一直有意归隐而未得,最后病卒于西州门,他的外甥羊昙自此不过此门,有一次喝醉了无意路过,醒觉之后失声恸哭而去。苏轼在这时已经不再象在徐州时所作的《永遇乐》词中那样遥想:“异时异日,应当有人对着这黄楼的夜景,为我而发一声长叹吧!”屡遭打击之后,他乐观的许诺着将来归隐的愿望一定兑现,“不应回首,为我沾衣。”不会让朋友因为遗憾和痛惜,将来为我一洒伤心之泪!这既是安慰,也是告诫。
  
  然而风波之险恶,总是出人意外者。在之前苏轼经历的乌台诗案,已经可以说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险境:因为党争的缘故,新党罗织告发他写有诋毁新法的诗作,甚至有的诗还被人傅会上叛逆不轨的罪名。他在湖州的任上被逮捕入狱,解送京城,受到多番审讯,他形容那时的情景是“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可见当时恐惧凶险的程度,连神宗读后也为之恻然。他在湖州任上被逮时,全家惊恐万状,妻子号哭,悲痛得说不出话来,他回顾看着妻子说道:“你眼下难道不能象隐士杨朴的夫人一样,也作一首诗送送我么?”——国初隐士杨仆被皇帝召去应对,自称不会写诗,惟有他的妻子临行送别时写了一首诗给他,说:“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颇为滑稽调侃,而苏轼的罪名,也正因为“猖狂爱咏诗”,这个冷笑话说得如此应景,使妻子虽在惊惶悲痛之中,也不觉为之失笑。后人常盛赞他这种面临生死从容谈笑的风度,却不知他的从容之下,一样隐藏着如此深切的悲惧和恐惶。
  
  苏轼在湖州任上因被告发作诗诋毁新法而被逮捕审讯,关押在御史台狱中,御史台中多乌鸦,雅称“乌台”,所以该事件又被称为“乌台诗案”。文字狱可谓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噩梦,其间的惊心动魄,未身历其境者永远难以想象。苏轼当被逮时,几个狱卒犹如驱赶鸡犬一般的将他押解出城,登舟而去,追送的郡中百姓无不泪如雨下。下到狱中,狱中主管开口即问:“祖辈五代之间,有没有获得过可以免死的誓书铁券?”——这是历来的常规,专问死囚的话,其他的罪犯只需要问三代就足够了。这些打击犹如暴风骤雨一般急剧降临在身,纵然是圣贤也未必能始终保持泰然自若的心态,何况早年成名、一直被目为天下奇才、处于群星捧月地位之中的苏轼?如他这等高傲的文人,或可以不惧死亡,却很难不恐惧即将到来的人身侮辱,临别时尚从容向妻子开玩笑的表现,历来被赞为苏轼的幽默和无所畏惧,却不知这只是强作镇定,他的内心中,其实充满了惊慌、忧惧等等软弱消极的情绪,乃至一度意志崩溃想要自杀以逃避迫害,只赖有对亲人的眷恋才使他坚持到了最后。
  
  亲友中最使苏轼难以割舍的人,是小他两岁的弟弟苏辙,《孔氏谈苑》中记载“乌台诗案”颇详细:苏轼就捕,在太湖登舟北上受审,某日船柁坏了修补,暂泊湖中,当夜风大涛急,月光明亮。他自思这样仓卒被捕,前途难测,想到可能凶多吉少,不免起了消极逃避的念头:“假如闭着眼睛往湖里一跳,顷刻间就能解决一切了!”比起即将面临的折磨,死亡竟似一个美好的诱惑,自古曾有多少人临此艰难关头,选择了那条一了百了的绝路!但是,在作这番计较的时候,苏轼又想到了:“不能辜负了老弟。”原来一开始李定等人罗织苏诗入罪,派使者前往湖州任上逮捕苏轼,当时的驸马都尉王诜因为与他交好,闻讯后秘密遣人告知其弟苏辙,苏辙当时在南京为官,立即派人往湖州通报苏轼,前去逮捕苏轼的使者去势如飞,苏辙密报却抢在了前头,虽然于事无补, 然而早早通风报讯,让苏轼得以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在那等混乱惊慌的情况下失措,甚至做出短见的事来,却是他对兄长的最大爱护。苏轼明白:“如果我有什么不测,子由必不独生。”——正是这种骨肉相连的弟兄情谊牵挂,成为苏轼在困境中的支持力量,使他有勇气去面对那不可测的未来。
  
  押解到京师之后,这桩文字狱由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主审,这几人都是苏轼的敌对派,可以想象审理中是怎么一心陷苏轼于罪,这种情势下他认为势在必死,忧心忡忡,甚至偷藏了毒药在身边,预备走投无路时用以自杀。这是他第二次流露出自杀的意图了。在这等情势下他最牵挂的自然还是兄弟苏辙,写了两首诗与之诀别,词极凄楚:“……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狱中寄子由•其一》)后来他能够生出乌台狱,据说与这两首诗不无关系:“神宗初无杀意,见诗益动心。自是遂益从宽释,凡众请用深文者皆拒之。”皇帝不再听信诬陷者的深文罗织,宫中又有太皇太后为之说情,终于将他开释出狱,贬谪黄州。
  
  苏轼在狱中写作这两首绝命诗的时候,诚恳的拜托一位平素待他很好的狱卒日后将此诗寄给苏辙,并说:“能够万一获免就罢了,如若不免一死,而此诗又不能送达子由的话,我将死不瞑目!”后来他获得释放,狱卒将诗稿交还给他,苏轼百感交集,以面伏案,竟不忍重读这两篇血泪之作。这是他最真实的惊惶恐怖,他虽然潇洒不羁,甚至被誉为神仙中人,但在鬼门关面前,并不是始终能保持那一份淡定从容的风度。
  
  然而天性中有乐观因素的人,纵使遇上困厄,也不会就此一蹶不振。苏轼被释时不忍回顾这段悲惨的往事,但出狱未久,心情已经豁然开朗,又轻快的提笔自和那首绝命诗:“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招诗笔已如神。”写下这句之后,不免又私下自骂:“这该死的毛病还不改悔呵!”如果联想到他被逮捕的时候对妻子说的那个笑话里面,杨朴妻所作的诗句:“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诗与酒,原本代表着文人自由放旷的精神,遭受过牢狱也不自改悔,不肯放弃,何尝不是一种极至的刚劲?只是他的刚劲表现得不是强硬,而是带一分自得的谐谑,有一种豁达的轻松。

 历过生死线之后,苏轼对生死荣辱的看法,显然又进了一层。不经历“死”不知生的可贵,既险濒“死”又会觉得人生困厄,原来无非如是。他在黄州贬所时曾经几次传出死讯或者业已弃世出家的消息,时人都信以为实,甚至有朋友写信探听他是否还活着。地方官更对他的行踪时刻留意,《避暑录话》记载:有一次他与数名宾客在江上饮酒共乐,饮散归来,作了一首《临江仙》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其时江面水波连天,风露泠泠,令人不禁陡生浩然高举之意,苏轼赋了此曲,与朋友长啸高歌数遍,兴尽各自散去。谁知次日就流出以讹传讹之言,喧传苏轼夜间作了一首辞世之词,挂冠江边,乘舟长啸而去,正同词中所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去也。黄州的郡守听了大惊失色,担心失去了罪官谪臣,要连累本地官员,急忙赶到他家中去查看,却见苏轼正鼾声如雷,宿醉未醒,才知是一场虚惊。然而这个谣言传入京城,连皇帝神宗都难免将信将疑。神宗虽然贬谪苏轼在外,对他的才华却还是钦服的,曾经因为误闻了苏轼已经死亡的消息,忽忽不乐,将进食时辍饭而起,叹息再三,说道:“才人难得啊!”也许正因这一点惜才之念,后来当苏轼被诏量移汝州时,在谢表中写道:“疾病连年,人皆相传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生。”语气中不无怨怼揶揄,朝中的仇家乘机参奏他有“怨望之语”,这个罪名很严重,神宗却只是慢慢的说:“我已灼知苏轼一片衷心,实无他意。”言者为之语塞。
  
  《临江仙》词中提到“夜饮东坡醒复醉”,苏轼在黄州时供给频繁,亲自耕种养家糊口,在东坡之地开垦有田地,所以自号“东坡”,这个号从此伴随了他一生,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眩目的一笔。他平生经历的大起大落甚多,但由乌台诗案之狱而贬黄州,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如果没有这一场生死磨难,他依然是以前那个意气高纵的的绝世才子,前半生的色彩,可以说是明妍轻扬的,经历过这次磨难,才给他的人生增添了更为凝重的色调,荣辱不惊的沉着。叶嘉莹赞扬他在词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气质:“是一个把儒家用世之志意与道家旷观之精神,做了极圆满之融合,虽在困穷斥逐之中,也未尝迷失彷徨,而终于完成了一己的人生之目标与持守的成功的人物。”
  
  苏轼圆融达观的人生智慧,使得他能够随遇而安,“此心安处是吾乡”,却并不是随时俯仰,他的个性之中,亦有“才意迈峻,惟己是信”的一面。他表面上风趣豁达,在原则问题上却倔强认真,“非随时上下人也”,新党在朝时不容于新党,旧党得势后他又坚持自己的立场,与旧党的老先生们议论不合,不肯随声附和的后果,就是一生都被边缘化。最理解他的爱妾朝云曾说他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也为之大笑认可,“不合时宜”者,总是不和大众一心,要在坚持中显锋芒也。所以他在很多时候,心灵上有着一种摈除于人外的孤寂感,这种情绪流露在一首《卜算子》词中: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题作“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因为词境极为幽冷,不类东坡平日的高逸之作,给后人提供了想象的素材,傅会了爱情故事:《能改斋漫录》说是为王氏女子作,而《女红余志》则说此词作于惠州,当地有一个温氏女子,名超超,到了及笄之年也未肯轻易的许嫁于人,惟独对东坡先生闻名倾心,听说他被贬来惠州,说:“他才应该是我的夫婿!”她的爱情炽热却又羞涩,每日徘徊在苏轼居室的窗外,听他吟咏诗赋,被发觉时则急忙躲避。苏轼知道了她的心事后,说道:“我不能娶她,但是可以为之做媒,许配给王家的儿郎。”做媒未成而东坡又被贬谪海南,等到赦还,这个多情的少女已忧伤成疾,长眠不醒,惟余沙际一抔黄土。所以苏词中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悼念的就是这个痴情薄命的女子。
  
  故事固然凄婉动人,若据实却不堪考证,只能作为一个哀感缠绵的故事传说而已。实则东坡词中“幽人”、“孤鸿”云云,分明是自写,既非有什么悱恻情事,也不是象清代常州词派的穿凿傅会所说,是什么讥刺朝政昏暗、放逐贤臣之作。苏轼作此词时,心中固然不能毫无骚人迁客的悲慨,却只是幽微的,这一种孤寂凄清的感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情绪,是无以名状的。“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何止是无人省得他这一腔幽怀,纵使他自己,也未必能解之明之释之。

 苏轼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党争的倾轧下到处遇贬,颠沛流离之中度过的,到晚年终于被赦北还,路过金山的时候,自题画像一偈,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儋州惠州。”这三州都是他被贬最困苦的去处,然而就是在这困苦之中,磨练了他超人的意志力和愈挫折愈豁达的胸怀,人生的苦难,于他是一服清凉散。经历几番贬窜之后,他对“名”的追求,已不再是坚信“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也不复坚持“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而是:“君看今古悠悠,浮幻人间世。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意耳。”(《哨遍》)他在海南儋耳的时候,常常背负着大瓢,且行且歌,唱的都是《哨遍》长调,在田间怡然自乐。某日遇见一位老婆婆,对他说:“学士,你昔日的荣华富贵,恰似一场春梦!”东坡深以为然,遂呼她为“春梦婆”。后来文人将这段事写成戏剧,甚至傅会这个“春梦婆”是神仙所幻形,下凡来点化东坡的,自然是无稽之谈。但“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充满了起伏不可测的人生,很容易使人堕入梦幻泡影的虚无当中去,而苏轼虽然也受佛道两家的影响,却终未逃于禅,遁于道,主要还是他善于自己慰藉,如这首著名的《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是苏轼早年的词作,后来流放到惠州,有一日他与爱妾朝云闲坐,时值秋风初起,落叶萧萧,不觉有凄然悲秋之意,于是命朝云把酒唱这首《蝶恋花》词,朝云歌喉将转,却禁不住已泪水盈盈,苏轼问她缘故,她答道:“我所不能唱的,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苏轼翻然大笑,说道:“我正悲秋,你却又伤春了?”于是停歌罢酒,未几朝云病故,苏轼终身不忍再听此曲。“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本是豁达的开解语,意境略似唐人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心态更为超旷,后人常常用它来安慰失恋者。所有美好可爱的事物,在更广大的世界里,在“永恒”面前,显得是那么渺小无足称道。苏轼在情绪低沉时以此自解,朝云却从这超脱之中,读出了人事无常的悲哀:春能复至,花可再发,然而消逝的毕竟已消逝,人生即使有轮回,下一世也不是这一生!同样的看破,是悲是喜是豁然,原来也只在解读者一念执著而已。
  
  《柯山集》中说:“苏公黜官,贬走数千里外,放之大荒积水之上,饘粥不给,风雨不散。”可谓困窘已极,他本人却在这困境之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最初到达南海,环视四周,天水无际,不禁凄然伤怀,说道:‘什么时候才能出了这个孤岛呢?’后来转念一想,天地在积水当中,九州在大瀛海当中,中国在四海当中,但凡有生之年,何处不是孤岛?譬如倒一盆水在地上,水面浮着一片芥末,芥末上附着一只蚂蚁,茫茫然不知这芥末小舟将要漂流何处,不久积水干涸,蚂蚁获得了自由,离开后遇见同类,不禁涕泪交流,说:‘差点不能与你们相见了,谁知道俯仰之间,还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啊!”——苏轼讲了这个寓言,也以乐观旷达的心境、不被困难击垮的信心,实践了自己对寓言的阐释,料想他在困境当中,也始终是恬然微笑,再也不会似当初受到牢狱之灾时那样惊惶无主,乃至产生消极逃避的想法了。
  
  他晚年终于被贬北还的时候,本已定居阳羡,拿出平生的积蓄购买了一座宅院,却又因为怜惜年老的宅主被不肖子弟卖掉房子后的苦楚,竟慨然烧毁房契,将住宅无偿退还给她。自己则直到客死,都是借居在朋友的家中。到病重的时候,有位信佛的朋友的来探视,苏轼说:“我万里岭海,被贬不死,到了归宿田里之后,却病不能起,难道不是命运吗?然而生死也不过是件小事罢了!”时人说他临终时“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其实他并不是无所遗憾,在人间还有很多事让他未能忘怀:暌别已久的故乡未能回去,与苏辙昔年的夜雨联床之约再也不能完成……他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命定论者,却以“命”来解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是为了宽慰自己,还是宽慰别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红尘中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他留给后人的,却是永不磨灭的影响。
  
  东坡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七日殁于常州,在他死后,与他素不相识的人都为之举哀祭奠,他的门人弟子更是纷纷以各种形式寄托自己的哀思,其中远在颖州的张耒冒着再度被降罪贬谪的风险为恩师做法事修供,黄庭坚晚年悬挂东坡的画像在室内,每天早晨都要衣冠端正,虔诚上香,并终身以“东坡门下弟子,何敢失其序次?”自居。当时士大夫为苏轼所作祭文挽词甚多,曾受他知赏的李廌写下了最为传诵的几句话:“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这个“名”字,苏轼从曾经的自惜,昔日的自得,到一度的自嘲,直至最终是恬然无欲的自足。然而他虽淡泊自安,“浑涵光芒,雄视百代”的不朽文名,“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的高贵品格,无不令后人高山仰止,不仅仅在词人间,就是在整个北宋的文人里,他也无疑正是群星中那一轮精华欲掩料应难的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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