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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月清风

身似闲云野鹤 心如皓月清风

 
 
 

日志

 
 

民主话题(续3)  

2009-02-17 16:00: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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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和多元论参与:

公民并非必须参与政治进程,他们可以通过拒绝参与来自由表达自己的不满。但假如没有公民活动这种力量源泉,民主就会开始削弱。民主社会的公民有机会参加许多私人组织、协会和志愿团体,这些组织大部分都关注公共政策问题,但仍有小部分是由政府控制或资助。个人有权自由加入或自行组织各种不同的非政府团体,这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当拥有共同利益的人民团结起来,他们的意见便能够被人们听到,而他们影响政治辩论的机会亦随之增加。十九世纪法国伟大政治观察家阿勒斯.德托克维尔写道:「没有任何国家比民主制度的国家更需要各种社团,以防止党派专政或君主霸权统治。」

民主社会内的大量团体可以按几种方式来分类。那些主要就某些具体问题向政府施压的称为利益团体或游说团。私人利益团体(例如商会、专业团体或工会)通常都跟其倡导的政策有经济的利害关系,虽然它们亦可能在讨论远离其专业领域的问题时采取跟公众一致的立场。

所谓公家利益团体(如环境和社会福利机构)则旨在谋求他们心目中的大众利益或共同利益。但此举并不能令这些公来利益团体较其它私人利益团体更高明和更有道德。在他们对公众问题所持的立场后面,紧接的往往是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两种利益团体在任何民主政体中都很活跃,两者都密切注意舆论,致力扩大自己的群众支持基础,同时还力图教育群众,影响政府政策。利益团体可以作为一股中介力量,以协调孤立的个人和庞大而遥不可及的政府之间的关系。透过这些团体的相互作用(透过彼此之间的公开辩论、冲突、妥协和共识等过程),一个民主社会便可以作出影响其人民福利的决定。


投票

投票选举政府官员是现代民主政体中最明显、最普遍,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参与方式。有能力举行自由而公平的选举,实乃一个社会之所以称为民主社会的关键所在。

选民投票的动机有如他们所代表的社团和利益那样,多不胜数。选民显然会向可以代表他们利益的候选人投票,但其它因素亦同样会影响选民的选择。自己属哪个政党便是一个因素:与政党有牢固关系的人比独立或无党派的人有更大的投票意愿。事实上,在比例代表制下,选民只可对某个政党投票,而不是把选票投给个别的候选人。

政治学家提出许多其它可以影响选民取向和投票率的因素。例如,在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国家,由于每张选票都会影响立法机构内的代表席位,所以与在一个选区内以简单多数票获胜或由得票最多者夺魁的国家相比较,前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投票率。社会经济地位,比较简易的选民登记手续,政党制度的力量,候选人的传媒形像,以及选举次数的多寡--这些都会影响选民投票的人数和次数。在民主选举里,斗争往往不是为了决定哪个候选人可以博得最多的公众支持,而是谁最有效地促使支持者把意见转化为选票。选民态度冷漠的潜在危险并不在于公职空置,无人补缺,而是官员们将会由愈来愈少的合格选民选出来。


政党

政党通过征求、提名和竞选来选出政府官员;假如他们获得多数席位的话,便会为政府草拟政纲;假如他们是反对党的话,便会提出批评和另一套政策;在不同的利益团体中争取它们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就大众所关注的问题教育群众;并为社会上的政治辩论提供架构和规则。在一些政治制度里,意识形态可能是吸收和激励党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另一些政治制度之下,相同的经济利益或社会见解可能会比意识形态上的承诺更为重要。

政党的组织和程序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在形形色色政党类型的一端,以欧洲的多党议会制而言,那些政党都是纪律严明的组织,差不多全部由全职党务人土所领导。另一端是美国,这里的相互对立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权力分散的组织,它们主要在国会和州的层次上起作用。这种形势每四年改变一次,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全国性组织都十分倚仗志愿人员的参与,他们会合力筹办总统竞选活动。

政党跟他们在其中运作的社会一样,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他们所筹办的竞选活动往往都费煞心思,耗时冗长,有时甚至有点无聊。但所起的作用却是极其严肃的:提供一个和平而公正的方式,以便民主社会的公民可以选出其领袖,并在决定自己的命运时担当着一个有意义的角色。


抗议行动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公民有权和平集会和通过示威、游行、请愿、抵制、罢工和其它直接的公民行动方式,来反对政府的政策或其它团体的行动。

民主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参与直接行动,但传统上这是受压迫、生活条件差或少数民族团体所采用的方式,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排挤在其它影响政府政策的方式之外。这些抗议行动一直都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非暴力的抗议行动旨在吸引新闻媒介的注意,所触及的问题亦十分广泛,包括环境污染、核武器、外交政策问题以及种族和民族歧视等。直接行动的一个特别方式就是工会有权因为在谈判桌上未能与雇主解决纠纷而举行罢工。

抗议行动是任何民主政体的试验场。当大家都以礼相处并对基本问题保持一致见解时,言论自由和公民参与的理想是易于维护的。但当反对者--以及他们的目标--未能就基本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时,这些争论就会变得激烈和怒火冲天了。问题就在于取得平衡:一方面要维护言论自由和集会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公共秩序和对付对方进行恫吓或使用暴力的企图。以维持秩序的名义镇压和平的抗议行动只会造成压制;但容许不受控制的暴力抗议行动又会酿成无政府状态。

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并没有任何良方妙计,归根结蒂,这取决于大多数人勇于承担责任,维护民主制度和对个人权利的箴言。民主社会有能力承受公民之间最激烈的争议--除非这些争论涉及民主政体本身的合法性。


新闻媒介

要统治就要传达讯息。由于现代社会愈来愈庞大和复杂,传达讯息和公众辩论的领域亦愈来愈受到新闻媒介的支配:收音机和电视、报纸、杂志、书本,甚至计算机化的数据库都是如此。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新闻媒介的一些功能虽然有所重叠,但又各有特色。其中一项任务就是传达和教育。人民要对公共政策作出明智的决定,就需要有准确、及时和没有偏见的信息。由于舆论总有分歧,所以他们需要听取广泛的意见。在大选期间这种作用尤其重要,因为选民很少有机会亲眼看见候选人,跟他们交谈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反之,他们都要依赖报章和电视的报导,从而分析问题和判断各个候选人及其政党的立场。

传媒的第二项任务就是充当政府和社会上其它权力机构的监督者。新闻媒介本着独立和客观的准则(尽管未能完善),能够揭示政府声明背后的真相和敦促官员对其行动负责。

传媒亦可以选择在公众辩论中担当更为积极的角色,透过社论或是调查报告,为他们认为应该获得通过的具体政策和改革作宣传。传媒亦可以充当机构和个人的论坛,透过去函编辑部和刊载不同观点的文章,来抒发己见。

时事评论员起着传媒的另一项日益重要的作用:「制定议事日程」。由于新闻媒介不能报导每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必须对问题有所取舍。简而言之,他们决定哪些是新闻,哪些不是。这些决定往往又会影响公众对哪些才是最重的问题的了解。跟那些由政府控制新闻媒介的国家不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传媒不能随意操纵或忽视问题,毕竟他们的竞争对手和政府本身都可以各自列出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随时唤起公众的关注。
新闻媒介在履行这些任务时一直都很尽责,很少人会对此存疑。新闻记者和电视采访员会力求符合客观报导的准则,但这些新闻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个人或他们任职的机构的偏见和敏感性所过滤,从而变得煽情、肤浅、干扰他人、不符事实和富于煽动性。解决办法并不是制定法律,强行界定责任的范围或给新闻从业员颁发某种许可证,而是提高舆论的水平,以便公民有较强的能力分辨虚假和错误的报导以及浮夸的文字,从而找出事实的真相。美国最高法院杰出的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于一九一九年说:「真相的最佳考验,就是那种思想是否有能力使自己在市场的竞争中被人们所接受。」
民主与经济
民主并不包含特定的经济原则。民主政府可以同时接受忠心的she hui dang人和自由市场的商人。事实上,现代民主社会的许多争端都与政府在经济领域所应起的正确作用有关。然而,可以公平地认为,拥护民主的人一般都视经济自由为任何民主社会的关键因素。这一事实并不排除经济问题是今天我们划分──和界定──政坛「左右派」的主要动力。
例如,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有必要把平等和社会福利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以往,这种论点促使政府掌握了国家经济的主要部门(如电讯、运输和一些重工业)的所有权。他们亦呼吁政府为有需要者提供医疗、失业救济及其它社会福利。反之,中间派和保守派政党则强调不受政府控制或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为达至经济增长、科技发展和普遍繁荣的最有效方法。
事实上,在有关经济的辩论中,各方都有很多共同点,比他们在激烈的政治争论中可能作出的让步为多。例如,左派和右派人土都接受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由工人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工人有机会组织或加入工会,以便代表自己的利益,与雇主就工资、医疗和退休福利、工作条件和伸诉程序等问题展开谈判。
没有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完全国有或全然脱离政府的管制。它们都是私人企业和政府监管的混合体,高度倚仗自由市场的运作,在这种市场上,价格不是由政府订出来的,而是由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和生产商透过日常交易而自行作出决定。
左派政党虽然一般都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但他们认识到根据供求原则运作的自由市场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主要推动力。同样地,中间偏右的政党虽然一般都反对政府干预或掌握生产所有权,但却同意政府有责任调节经济的某些层面:即为现代福利国家提供失业救济、国度及其它福利;以及利用课税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现代民主社会都趋于在细节上迥异,但在基本特性上相同的经济体制。
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纷纷倒坍,进一步突出了自由市场所起的关键作用。在经济和政治事务里,自由似乎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正如美国派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使莫里斯.艾布拉姆所说:「单靠自由并不可能保证经济成效,但压制却肯定会导致经济崩溃。」独裁政权在经济上获得重大进展的很少,但即使在寥寥可数的例子里,他们的成就实归因于他们在经济领域内赋予人民自由,但在政治上人民的自由却是被褫夺的。况且,他们的成就不但未能令他们长期独揽大权,反而促使人民要求与其经济自由相等的政治自由,智利和台湾就是这样的例子。
民主政权将会一如以往,继续就经济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但讨论的重点不会集中在另一种业已失效的由国家控制的命令式经济,而集中于确保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里,自由市场为所有国家带来的利益。(有关经济问题的更详尽讨论,可参看本册姐妹作: (《什么是市场经济?》)

声音
民主为人性作了若干假设,其中一个是:假如有机会的话,人们一般都能够以公平和自由的方式来治理自己。另一个假设是:任何社会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利益和人,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听取,他们的观点应该受到尊重。因此,所有健全的民主社会都具有一个不折不扣的共同点,那就是:喧嚷。
美国前布什总统形容美国的大量志愿机构为「萤光千点」。这个比喻亦可用以形容世界各地民主社会的多样性或多元化。民主的声音当然也包括政府以及其政治支持者和反对派的声音。但同时亦有其它声音参与其中,这些声音分别来自工会、有组织的利益团体、社区组织、新闻媒介、学者和评论家、宗教领袖和作家、小企业和大公司、教会和学校。所有这些团体都可以自由地发出呼声,并参与本地或全国性的民主政治进程。就这样,民主政治成了一个过滤器,以便各式各样的人的口头要求得以通过这个过滤器变成公共政策。美国前总统卡特曾经说过:「民主的经验就好象生活本身的经验--变幻无常,形形色色,起伏不定,在厄运的考验下,这些经验住往会更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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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本身并不保证什么。它提供成功的机会,也提供失败的风险。用托马斯.杰斐逊发人深省而一针见血的话来说,民主的承诺就是「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这样,民主既是承诺,也是挑战。这个承诺是:自由的人齐心协力,就可以用一种能够满足他们对佣人自由、经济机会和社会公义的愿望的方式治理自己。同时,民主也是一项挑战,因为民主事业成功与否,公民是责无旁贷的。
民有和民治意味着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要分享它的利益和负起它的重担。接受了自治这个任务,一代人就得为下一代维护得来不易的个人民主、民权和法治的遗产。在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代,人们都要重新履行民主的任务--继承过去的原则,并且把它们应用于新时代和瞬息万变的社会。
生于俄罗斯的诗人、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布罗德斯基曾经写道:「一个自由的人失败了是不会怨天尤人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民主社会里的公民。他们自己既然选择了在民主社会中生活,最终就必须为这个社会的命运负责。
归根结蒂,我们所得到的政府是我们应分得到的那种政府。


百姓只要过好日子,民主管P用?是吗?
王从圣


很多人认为,老百姓只要生活过好了,民主不民主无所谓。果真如此吗?

这里是一个信访案例,起因是村支书乱收六元钱的建校费。遭到抵制后,村支书先后将农民家的电视机和自行车搬走。由于这件事的刺激,村民们又寻找和发现了其他村里乱收费的证据。其中包括,村里设两个账本,一个应付上面检查,一个是实际向村民收取的费用。

这样一个小的事情,由于各级政府党委的敷衍和压制,越闹越大,竟发展到派一百多名警察镇压的所谓“四二事件”

为了解决问题,村民们竟然三年之内五次到北京上访,其中,第3次56人,第四次73人,第五次46人。

最后,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的:同一个县有人在北京信访接待站跳楼自杀;还有另外一个乡的几十人同时上访;本案村民选择了在天安门国旗下集体下跪。

这个案例能让我们思考许多问题:

1. 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我们怎么办?

2.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权利受到侵犯,或发生纠纷应当找法院。但本案中的当事人为什么不找法院?是他们的法律观念不健全吗?我认为不是。他们非常清楚,法院不管用!那么,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对法院公正审判又有多大信心?

3.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农民不是法律观念不健全,而是我们的法院没有起码的独立和公正。这些农民凭经验和本能非常准确地知道谁说了算,谁有权。所以他们找镇书记,县书记,上北京上访。

4.可是,正如县委书记的秘书所说:“有事没事就跑到县里找书记,这县委书记还能干吗?”上百万的县,有了纠纷都找县委书记,书记怎么能管得过来?

5.然而,如果法院不公正,县委书记又管不过来。你怎么指望市委书记,省里,中央能管得过来?县委书记秘书的话用在市里、省里、北京,不是更说得通吗?

6.本案村民很幸运,他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你能指望你能如此幸运吗?如今,在北京,通往信访办公地点的道路两旁遍布各地来京的截访人员。连靠近信访办公地点都是一件难事,更别谈得到解决。

7. 可是,如果人们受到冤屈,权利受到侵害,普遍地不能在体制内获得公正。他们到哪里获得公正?难道需要有人再来“替天行道"吗?

8.张西德最后说:“你们千万不能抓群众,不能伤群众啊!”
作者评论到:这或许是他担任县委书记这么多年一直不明白,直到卸任时才悟出的一条为官之道。

张西德此前不知道为官之道吗?我认为,他知道,非常知道!!他知道,他的乌纱帽是谁给的:上级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门给的。正因为,人民对他的乌纱帽无关紧要,他才敢对人民穷凶极恶。

总结:解决纠纷,救济侵权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和廉洁。要想使官员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残害人民,只有民主才能实现。

民主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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